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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多次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出重大部署，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以4S店为主体的汽车经销商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新车销售、售后维保、汽车金融等几个方面。其中新车销售贡献了主要的收入，但占比逐年下降；汽车金融服务业务近年来快速发展，占比逐年提升。这也是汽车经销商服务升级以及消费者对快捷便利服务期许的内在需求。

在被社保基金减持的同时，通化东宝却获得了QFII的青睐。数据显示，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三季度大举买入4509.86万股通化东宝，一跃成为该股第三大流通股东；持有通化东宝近两年，但在今年二季度末彻底清仓的挪威中央银行，也于三季度重新买入该股，成为第七大流通股东。

伴随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进程，金融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银行服务的载体已从最早物理网点的“水泥银行”，过渡到电子化的“鼠标银行”，并抵达移动电子化的“指尖银行”。面对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银行业不断锻造自身的服务能力。与此同时，服务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伴随着银行股改上市以及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等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银行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银行人心中深深扎根。

九十年代，通过激进的投资和经营，华润已经拥有了可观的企业队伍和资产规模，但就好似身负绝世内力却没有武功心法，稍有不慎便会走火入魔。美国管理学家钱德勒在其著作《战略与结构》中，提出了那个经典的命题：“组织结构应服从于战略，经营战略将决定组织制度。”

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到2016年，深圳的劳动力从15万增长到了大概1000万。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三分之一在企业，三分之一在非企业，包括当年的自然村、小镇，那时候国企员工占比83%。深圳国企员工占比最高的时候是1990年代，深圳不是没搞过大型国企，深圳当年要搞八大企业集团，后来都破产了。深圳大国企都破产的时候，国企员工比例达91%，从那开始，国企员工比例稳步下降，到2005年之后，下降到20%，再到9%。企业员工和非企业员工（也就是个体工商户），占劳动力的各一半。国企员工现在占整个企业员工的9%，占全社会劳动力的4.5%。深圳的国企现在就转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叫公益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做好公共服务，做好重大产业的支撑。